觉醒年代唤醒和致敬——我看《觉醒年代》

我看《觉醒年代》

我倾向于过比较单调乏味的生活。近年朋友既少，圈子更无，甚至连电视电影也几乎不看。看些手机微信，但近来也想戒掉。然而最近看电视，一是看电视剧《觉醒年代》，二是看世界杯。世界杯是竞技运动，是一种人类的文明进化，人类作为大自然动物之一种，延续了原始骨血中冲杀战斗的热情基因从战场转而为运动场的角逐，将世界目光浓缩于一个足球场上，让22个人消化亿万人的好胜的热切，在对球技永无止境的精益求精追求中无意谋得世界大面积之和平。对于运动场上的人，比赛的是体力和技能，但我作为一个足球盲，看球属附庸潮流；而看电视剧《觉醒年代》，则有不一样的收获存焉。

《觉醒年代》是建党一百周年的庆典作品，主旋律影视剧，想一下已经没了好奇心。主旋律之为人不喜，在于一切都在框架之中。这跟政治立场无关，跟世界观有关。其实我二十多岁就看过不止一个版本的毛传，罗斯特里尔版的看过两遍。周传也看过。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以塞亚伯林的卡尔马克思传也购买电子版看完。作为一个小人物，观众，卑微者，如果我来谈自己的政治立场殊为可笑，但作为十亿人之一的个体存在，也自然有自己一个看待事物的角度，而我对这个角度还很认真。小学初中被动接受主流价值观，一半相信一半怀疑，到九十年代，内心倾向右倾的自由主义，对国内模式生出符合彼时潮流的不以为然。新世纪以来，又经历一番矛盾颠覆和自我辩诘，向阅读、观察、思考中求真谛，又转回来大半圈，明白了世界从来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轻易否定哪一种都是偏见和狭窄。渐渐超越于左或者右，处一个江湖之远的客观。而主旋律的限制只能规约于某一框架之内，势必失去更开阔的诠释空间，这是我也是大多数人不喜欢看当下影视的原因。但《觉醒年代》是戴了一个主旋律的壳，而表现出对民族陷落危亡之际大境界探路者的理解和致敬，所致敬的，并不局限于某一政党或者主义，而是一代大写的人，一种轩昂的时代面貌，这是《觉醒年代》的不凡之处。民国时期，也必然有唯利是图的商人，投机的政客，醉生梦死的文人，但是这个电影把当时最好的一群人拍出来了，以一种非常可信的方式。

在这样一个价值观多元而意义消解的时代，这种影视剧的制作特别容易拍成生硬、造作的效果，而我推崇这部电视剧，在其艺术和思想上的双重合一，制作的精良，演绎的到位，甚至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细节，都自有一种远离当下时代人类精神的准确呈现。中国的读书人，往往念叨历史上的春秋，魏晋，民国，和八十年代。事实上这些时代都是多种价值观并存且冲突而保持一种思想上的生机。有人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当陆秀夫背着年仅8岁的赵昺跃入滔滔海水，元朝，或者说蒙古人的铁骑已经到达了中国的最南边。所以我们现在的中国人身体里到底有多少是纯正的华夏人的血液，真不好说。纯正的只能是文化，而不是血液。绵延的也是文化。而文化也是不断的交汇融合发展进步。历史上的战争，除了内战，所有历史上的大型的战争，带来一代人的颠簸流离，生灵涂炭，但从一个更广阔的时空来说，又促进了民族和文化的交汇融合。没有***战争，就不会有晚清***的洋务运动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这么一说，民粹者立马就激动起来，而这种激动的狭隘之处在于，事情一定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没能站在一个更开阔之地。百家诸子的轩昂，恰在于他们互相对抗之间有着一种共同的超拔之气象，不猥琐，不灰暗，不苟且。春秋、魏晋、民国都是战乱频仍，也都有生灵涂炭，但依然不能掩盖彼时思想精神之大在于对这种涂炭的悲悯和拯救之共同愿望。晋朝黑暗，但《世说新语》中留下来的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表为狂放而实为真纯，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命追求。诉诸民国一代，学人也是革命家，革命家乃至军事家们也无不有着深厚的学养和思想之锋芒。具体到其间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超越小我的时代风貌。而《觉醒年代》恰恰反映出了这样一种精神风貌。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青年***，周恩来等……莫不是意气风发的新青年，真实具体而有一个“大我”在，剧中人物既是飞扬的，也是自然的，既是革命的，也是人性而可感的。这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不凡之处。

就说胡适。我一直想写一个文章，以屠格涅夫，苏东坡，胡适三人为主线，过去几年了而没有动笔，这三个人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者说处境，他们都不是性格昭彰亮烈者，也都不古怪，甚至在处世上都有一种古中国式的“中庸”的精神——中庸百年来被人们误解，以为是妥协，圆滑，世故之谓，孔夫子的中庸本义却指不走极端，尽量在诸种局面之中选择一种最合适也即最正确，或说最少负能量损耗的状态。而屠格涅夫，苏东坡，胡适，无不是在新旧之间，在不同的社会潮涌之间，成为一种矛盾的集合体。比如屠格涅夫，本身不如老托和老陀著名，成就也不及，关键的也不如两者个性分明，观点明确，反而遭受了最多的诟病。因为他既反对守旧沙皇俄国***的黑暗，寄望于革命的青年，却又在激进的革命者身上看到力量所裹挟的暴力，看到对于传统贵族文明之绝对的破坏，所以遭到两方面的质疑和否定。苏东坡在王安石于宋神宗时的变法中指出其冒进之弊，被排挤贬官，又在王安石下台后，旧党尽废新法时再提出反对的意见，而遭到保守势力的打压。这两个人因为秉持良心和真相的选择而始终处于所谓明智者绝不会跌入的困境。胡适是一个欧化绅士，认同留学期间耳濡目染的美国全部政治文明，同时携带孔儒温雅中正的君子之风，他一直不接受马列学说，以为暴力，所以整个民国期间他选择亲蒋，但是大半生跟蒋的交涉，是私人间有信任，同时政治立场上一直保持独立质疑和反对。胡适跟毛，跟同道的周作人，也莫不如是。他跟鲁迅政见不同，也遭到鲁迅性格偏激之下的攻击，但是在鲁迅死后，苏雪林将鲁迅说得一无是处的时候，他说鲁迅是我们的人。屠格涅夫，苏东坡，胡适，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国家种族，但陷入同样不可解的矛盾处境，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难以避免，只不过在三人身上更加极端和突出。好的初衷最后也可能落得相反的结果。

所以在看待历史人物的时候，腐儒的糊涂、乡愿的苟且或者民粹的狭隘立场都应摒除，超越于某一固定立场之上，去看一代人的精神风貌。胡适在《觉醒年代》中，跟陈独秀、李大钊一直同仁共事，他一直反对革命暴力而主张温和的改良。他那种温和而坚定的态度，从不轻易与人争端反目，主张对人宽容仁厚，其本身的行迹也是宽仁的，但他持续反对暴力，以至于在日军侵华初期成为最早的主和派而颇受后人诟病，而一旦国共合作联合抗战他立马为之而违背不从政的决心，出使美国争取支持来为国家抗战倾尽心力，这是胡适的磊落。跟他持相反立场而渐行渐远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同样是人格大写的一代英杰与志士。也就是说并不是立场相反谁就对了错了。这些人在国家生死危亡之秋无不抛弃个人私利，而义无反顾的去寻求在当时无多选择下的唯一光明道路之主义和真理。其伟岸就在于此。陈独秀是中共的创立者，1929年出圈，电视剧讲到第一次党代会就结束了，后来他参加苏联托派也好，拒绝蒋氏邀请他担任劳工部长及十万大洋经费建立新党的建议也好，都是清醒而坚持了独立立场，宁肯贫病交加中死去。而《觉醒年代》把这一代人的这种精神和风范拍摄出来了。所以不管我们现在怎么看这个国家，这个***，是认同，肯定，还是有所腹诽，那最早一代秉持最纯粹的理想主义和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去为国家民族找出路的人的精神，却毫无疑问永久站立在那里。它展现了一个民族在新旧交替之际最丰赡的一代精神气象，是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每逢危难而从未消亡的力量之来处，也是永不能忘而述之弥新的民族精神。而这种气象离我们已如此久远，是这部电视剧以建党一百周年的名义以影视方式予以展现和唤醒，这就是我推崇这部剧的理由。

于2022年12月13日公祭日